有个知青叫小芳
有个知青叫小芳
作者：凌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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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恋自然就是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那些选择农村青年作为配偶的上海知青来说，他们所遭遇的艰辛与磨难，似乎远比同为知青组成的家庭多得多，他们遭受的心灵上的痛苦和生活中的困难也似乎比后者多得多，他们的生活旅程大都比常人走得更为艰辛。
在我的记忆库中，就有着一个非常凄美的知青爱情故事。
40多年前，我遇到了一位在干岔子插队的上海女知青，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可以说既十分漂亮，又非常文静。虽然同这名女青年的接触只有一个星期，但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之深并不是因为她的漂亮，而是她那颗像金子般的心和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个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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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参加工作多年后，县里举办了一次"三八节"妇女事迹讲用，要求各单位的干部都去听。那时听讲用，可以说是"讲者有意，听者无心"，但其中一位妇女的讲用引起了我的注意，以致使得我全心地投入并认真听她所讲的一字一句。看到她，使我不由回忆起下乡插队的那个特殊年代，并认出了台上的她就是过去所认识的那位上海女知青。
会场的光线很暗，台上的灯光有些刺眼，我的眼睛又有些近视，只看到一头普通短发的她在低着头看讲稿，因而无法看清楚曾经十分漂亮、充满青春活力和非常文静的她。她的讲用非常感人，但我深知这动人事迹背后所隐藏的那份苦涩和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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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70年的10月，在全国开展了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政策的掌握十分严厉，运动中不少人成为阶下囚、刀下鬼。为了搞好这场运动，由县军管会主抓，公社派出所配合，组成了许多工作组，我被抽调至干岔子工作组。我的任务就是担任书记员，要求对每次审问、询问，按规范认真做好记录。因此，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起案件。记得，在当时所调查的案件中，凡涉案人若与上海女知青发生那种关系，只要是有妇之夫，即使是女青年主动的，均被定罪为奸污知识青年，不少人因此被判了刑。这些人中有我有非常熟悉的，有的是公社革委会的常委，有的是大队的民兵连长等。
当时，干岔子某大队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同一位近三十岁的当地富农子弟产生了男女的那种关系，后被上海女知青举报。这在公社可是个大案，富农子弟竟然敢同上海女知青有这种关系，这在当时纯属顶烟上。
因为这个案件，工作组对那富农子弟及这位女知青进行了多次单独询问，实际是审了多次。审问时，主审人问得很细，我当然记得也很细了，因我的任务就是做好记录。在记录时，有的内容真的是不好记，但主管交待我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于是我只得硬着头皮把那些如今看来极为隐私的东西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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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那位富农子弟是初中毕业生，原是某小学的一名老师，因为成份不好，1964年被学校清理回来。回到农村，也算是有文化的人，那人性格比较内向（那时富农子弟不内向也不行），人缘也不错。
上海知青来了后，队里安排他给知青食堂做饭，同时又给他派了一位上海女知青当助手。那女知青的成份也不算太好，父亲被划为小业主，那女知青是姊妹俩一起下乡的，姊妹俩都长得非常漂亮。在食堂干活时，富农子弟觉得自己是男人，自然是跳起了工作重担，凡起早或重活基本都是他包了。
女知青见富农子弟干活多，工分又挣得与她又是一样多，因此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想在其他方面用自己的行动答谢他。
于是，开始主动到富农子弟家给他洗衣服。但富农子弟毕竟是未婚之人，且岁数也大了，与他住在一起的哥嫂，自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这方面的心眼便多了些（其实也很正常)。凡是遇到做好吃的时候，便让这女知青到他家去。因为他俩长期在一起干活，再说女知青去他家也有了多次，自然也不再生分，彼此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个晚上，外面下着滂沱大雨，正在富农子弟家的她，只得在家避雨。
尔后，在富农子弟的软磨硬泡下，便有了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开始，自然也就有了以后的多次，但这种苗头却让同寝室的女知青发现了。当时视男女关系为禁区且涉世不深的一女孩，不知是出于保护姐妹或者其他目的，很自然地向队里和公社进行了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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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和队里闻讯后，当即就把富农子弟关了起来，并对女知青进行了监视。富农子弟在严厉的喝问下，如竹筒子倒豆子般将什么都交待了，并承认是自己主动的。
但在询问女知青时，她却一口咬定自己是主动的，经再三追问也坚不承认富农子弟是主动的，因为这个情节在定罪时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后来，据监视她的上海女知青报告，说这位女知青居然还给被看管的富农子弟悄悄递纸条。工作组得知后要调查那纸条上写了什么，但那张纸条是怎么也找不到了。于是问那女知青，她坚决不承认有那事。然而，当问那富农子弟时，他又如实地说出了纸条上的内容。原来那女知青在纸条写道：你为什么要承认是你主动的呢？以后你应当说是我主动的，我都己承认并交待了，你必须按我说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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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清楚后，再问女知青你为什么非但不同富农子弟划清界线，且还要与他订立攻守同盟？并对她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问题，是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行为，富农子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就是我们的敌人，而你却还要包庇敌人，你知道这是什们性质吗？
在专案组的压力下，她承认递了纸条，问她递纸条的动机，她说：他本身是富农子弟，我再不能害了他了。问她你为什么不同她划清界线？
她说：女人只要有了那种事情，就不应当反悔。又问她，他可是富农子弟啊!她回答说：“那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专案组回答她这是绝不行的，她又回答说：“那样我会对不起以后再同我好的男人。”
工作组最后对她说：“你俩今后绝不能在一起。”然后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看到已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向工作组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她说：“如今全屯子都知道了我们的事，既然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也无法在这个村呆下去了，你们把我分到其它的公社去，离这越远越好。”
工作组答复她，将会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公社里，待研究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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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富农子弟当然要带到县里等待判决，判决之前需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也参加了征求群众意见的会议，上海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们，提出的处理意见都很过激，有人甚至提出应该判富农子弟无期徒刑。但过后，这事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首先，县里并没有判富农子弟，我当时也认为如果判个十年八年的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据了解，县里没有判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结过婚，没有结婚当然应该有谈恋爱的权利，因为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富农子弟不准谈恋爱。
所以，该案由原来刑案一下降到了只涉及恋爱的问题，那富农子弟便无罪释放。女青年自然没有调走的理由，富农子弟也不能再在食堂干了。为了不让他留在屯子里，队里派他外出干打石头的活，那女知青仍留在知青食堂。因为两人不在一起了，之前的那场风波也算是过去了。
或许是天意，不久一场突发的灾难，又将他们俩人连在了一起。
话说那富农子弟在外工作已有很长时间，俩人也已不再有任何的联系，一切好像都已过去，或者像是没有发生过。
不料，在一次打石头的过程中，那富农子弟的手不幸被炸掉了。县里的医院没招，只能让转院。转院，队里必须得派人护理。这时，当时的队长不知怎么竟然想到了那女知青，但很多人认为这一想法根本不行，原因是那男人残废已成定局，已是一个大包袱，这对女知青而言可是涉及一辈子的事，应该没戏。
但队长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让人捎信给这位女知青。当这位女知青闻讯后，二话没说便立即赶到了县医院。并且很快将病人转到了上海治疗。
据队里知情人说，富农子弟在上海期间，不仅住在那女知青家，而且受到了女知青父母的热情款待。富农子弟在上海养了好几个月，回来的时候白白胖胖的。但那手残废的事实已不能改变，而且有些事情亦不能自理。回到队里，女青年为了能继续照顾他，主动要求同他结婚。这不仅把富农子弟的哥哥、嫂子乐坏了，天下竟有这等好事!也把队长弄得乐不可支，因那富农子弟是因公受伤，队里本来就愁着怎样解决这一包袱，如今终于有着落了。于是，队里也颇为积极地帮助他俩把这婚事给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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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上海女青年自从同富农子弟结婚后，仍旧一直当着农民。她的丈夫起初并不能干活，队里给了一定的补助，但这补助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他的丈夫也参加了队里的一些劳动，我就曾看到他在给队里放羊。
或许是那位女知青的事情（那时这事还不能称为"事迹"，若当时认为是"事迹"的话，应该早就让她去讲用了）感动了有些领导，或许是为了落实上海知青的有关政策。
我到县里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后，听熟悉的人说，那女知青给落实政策当了村里的小学老师。当教师应该也算是一份普通的职业，但没有想到，她就是在这普通的岗位上，以她的那份坚定、执着和热情，在处理好家务的同时，居然把自己的本质工作干得是有声有色。
那天，她讲用的题目我没有记住，虽然她在讲用过程中，对丈夫手有残疾的事只是一带而过，但当听到她是如何照顾丈夫及两个孩子，如何克服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做好打水、洗衣、做饭、带孩子等家务活的同时，还得照顾好时不时情绪不好的丈夫时，不禁肃然起敬。我想，在众多困难和压力面前，始终如一地照顾好身残的丈夫，还能尽心尽责当好老师，她的意志该有多么坚定，她的精神该有多么伟大啊!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时间是最好的抚慰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当初发生在这一对夫妻身上的许多事情不可能重演，压在他们心头的诸多不快一定已被化解，许多荒唐的故事情节也已被人们开始淡忘，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所表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永远不会忘记那位令人敬重的女知青!
我不知道那位女知青和她的丈夫如今怎样，但我想借此文向她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美好的祝愿!
据知情者说，知青聚会时经常见到那位女知青，她已经从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她和丈夫都过得很好，而且已经有了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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