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中国文化传统的遗失清单－－我们丢掉了什么？

孑影吟风

　　题记：寻找传统，不是为了复辟，而是为现代生活增加一种美好的文化形态；不是为了击退西方文明，而是让我们可以有所比较，有所甄别，然后，有所思考。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了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巨作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盛气、豪壮、好行乐、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依稀可见。可是，代价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稀薄，他们身上的特质与个体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到哪里才能找回我们丢失的传统？怎样才能写出一篇新少年中国，而不仅仅是少年全球化？
　　【忠孝仁义信礼智勇】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要维护的那个秩序不再回来，也切断了我们和“忠孝仁义”的关联。“信礼智勇”好歹还是一个各社会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但我们嫁接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在儒家的词汇外壳下，内涵不再。古人曾把道德修养视为人生的终极追求。不过，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奋斗、快乐、自由统统比道德来得重要；现在的孩子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四书五经】
　　从前，作为书生15岁之前便要把四书五经烂熟于胸，他们对经典的了解，足以让今天的古代文学博士生绝望。1912年1月19日，当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的时候，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壮举。作为后果，近一个世纪后，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回答得出来什么是“四书五经”了。孩子对大学、论语、中庸、孟子、易经、尚书、礼记、左传、诗经为代表的古代中国文化的支柱思想体系，一头雾水。
　　【任侠之气】
　　何为“任侠”？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复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有，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是荆轲、是聂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投江以救伍子胥的渔女。不过，今天都已在风中消散。从小就被教导明哲保身，不要相信别人，何来狂狷豪迈之傲气？何来清流洒脱之风骨？
　　【匹夫有责】
　　对家庭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这是古人肩膀上的N座大山。而如今我们既没有为别人奉献的义务，也没有权利向别人索取，只能对自己负责。大学开篇就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在今天成为镜花水月，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像是一句空谈。咄咄逼人的自由泛滥，让责任感处处失守。而年方10岁的那一拨孩子，耳濡目染的是这一代人放任自流的青春期，他们怎会知道责任感究竟为何物呢？
　　【诗词曲赋】
　　我们直到中学毕业所背诵的还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样的小情调，如何让我们爱慕上我们的浩瀚诗海呢？不是说古典诗词应当被广泛应用。但它从我们的视野里大幅度地撤退乃至消失，就是这个社会审美能力的丧失。一个从小就被“涉江采芙蓉”、“袅情丝吹来闲庭院”、“醉里挑灯看剑”这样的情韵滋养着的孩子，他们长大以后，心灵或许不至于那么麻木、冷漠。
　　【琴棋书画】
　　现在，年轻有为的形象是年少多金，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再也不是纳兰容若那种精通琴棋书画的浊世佳公子了。成人的价值取向在下一代人身上复制，强化。学琴、学棋、学书画，那种初始的风雅在父母的鸡毛掸子和考级的压力下，已经被扭曲，再也保持不了它们唯美的形状了。
　　【孔融让梨】
　　90年代的孩子被教导：不劳动者不得食。他们几乎从懂事开始就置身于竞争当中，天生就是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如何能够说：同学，第一名我不要，让给你吧？没人会感激孔融。只是，当整个社会都开始认同“谦逊使人落后”这种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的时候，中国古人那种曾有过的温润如玉的人格魅力，也就湮没了。
　　【私塾、科举】
　　自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开始，千百年来的寒门就是通过科举跃进龙门。1300多年后，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的教育体系登堂入室。私塾成为布满历史尘蠹的老朽，而科学成了新宠。我们再也无法听见稚子朗朗的读书声了!（寒冰插言：为什么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出现在科举之后？废除科举之后，我们的科技又有多少是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人们一直在讨论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中国人的份？这是不是在反证了现在的教育的失败？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批判继承的!!!）
　　【民风民俗】
　　过年摸门钉放鞭炮，上元吃汤圆放花灯扭秧歌，端午插艾条挂香符赛龙舟，中元盂兰盆会驱邪……随着城市里全面禁燃鞭炮，这些节日离我们渐行渐远，孩子们的非物质所获得的野趣，也就逐渐稀释。有多少孩子还知道飘色？有多少孩子还知道抬阁？90年代生人开始相信有圣诞老人了，开始在麦当劳必胜客里过生日了。他们不知道阿福，没放过风筝，没见过长命锁，没上过八仙桌，没爬过大门槛，所以，传统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没有质感的，是苍白的。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趋势观察家许子东说：关于中国的传统教育，内地做得最差!
　　

　　中国文化的衰微崩裂之运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整体意义的传统中国文化自此寿终正寝，它化成了一缕“游魂”，居无定所，八方飘零。从此之后，那些拥有“中国情怀”的学者，实际上，都在尽其“一生为故国招魂”
　　（余英时悼钱穆语），即为中国文化招魂。
　　有历史学家曾经提到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悖论，为了“救国”，反而陷入了“亡天下”的险境。“国”未亡而“天下”已亡。而“亡天下”，按顾炎武的定义，即是中国文化的灭亡。
　　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的文化悲剧。
　　这一悲剧的显著历史后果之一，是自本世纪下半叶起，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中国文化崩裂瓦解，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又滋生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变体，如：大陆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文化，香港的中国文化，新加坡的中国文化，海外华人社会的中国文化，等等。
　　它们虽仍被称为中国文化，其实却各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形态。其间的区别，已绝不容忽视了。
　　事实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当今世界，的确存在着“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华人”等不同的族群，它们之间，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精神风貌乃至语言形态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极明显的差异。人们常津津乐道于大陆人之不拘法规，积极攻取，辩才无碍，台湾人之彬彬有礼，步步为营，精明圆熟，香港人之法治观念，团队精神，求实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拘谨守法，崇拜权威，诸如此类。而各自语言方式的判然有别、风味迥异，更是铿锵在耳，
　　众所周知。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曰，几十年隔离而独立的演化，甚至影响到了这些不同族群人们的外貌形象、动作举止等生理特征。倘若面对一个陌生华人，只要稍一接触，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对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断，而这种定位常常是八九不离十的。
　　套一个常用的意象，中国文化这棵古老的大树，在其本土已经枯萎凋零，其种籽花果已无根可依，无土可育，遂无奈而飘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长成几株新的文化树苗，而这些树苗的土壤已经各不相同了。这就形成了同种而异苗，同源而异态的现象。
　　这当然是文化生态的不同所导致的自然异象。
　　上述文化裂变，最基本的一个历史原因是，在中国文化的本土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已经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芜野蛮的状况，以所谓“文革”时期为其极点。笔者曾用文化的“内衰而外昌”来形容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至今看来，恐怕仍是适宜的。其强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虽然鉴于维系人心等特殊的考虑，中国大陆官方近年来也开始指示学界研究国学，然而，即使在官方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如“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也是以梁漱溟、张君迈、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为钦定的研究对象。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北京当局心目中，代表中国主流文化（儒学）的上述学者，大部分也都是侨居海外的，而即使是其中仍居大陆的学者，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更何况在1958年沸沸扬扬于世，由张君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签署的号称“现代中国文化宣言”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也是在中国大陆之外发布的。
　　这种文化“内衰而外昌”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虽然，有论者也许会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自周秦以降，文化兴盛的中心一直在从西北向东南进行空间的大转移，因此，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移动和裂变是历史的惯性发展，不足为奇。但是，仔细分析，这种说法似乎忽略现代的一些特殊情势，是值得再推敲的。
　　确实，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历史上历经迁移，由西向东，自北往南，但是，基本上都是囿于中国大陆的疆界之内，并未越出疆域向海外流亡。只是在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向海外的个人性的移民，有些个人和家庭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出走海外（主要是东南亚）。但它并非文化重心的迁移，而是个人性或家庭性的，赋有非政治化的特征。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国文化重心的向海外（特别是向台湾、香港）流亡是大规模
　　突发性的，是由于固有文化在本土受到灭绝式的戕害而发生的，因此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具有极强的政治涵义。这些情势都是史无前例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针对“美籍华人”这一称谓所清楚指出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P.380）
　　这一论断，甚至可以扩大到所谓“外籍华人”这个更普遍的称谓上。现在，半个世纪又过去了!
　　一生为故国招魂，可是故国身在何处？于是，无所依托的魂魄只好依旧漂泊!!